锋利的思想，纯净的风格…她才是Gentlewoman的代名词
如果衣服可以表态，她用穿着方式表达；如果散文是一种记录，她写出了年代的情绪。
Joan Didion，这位在2021年最后一周去世的女作家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《VOGUE》杂志的编辑可以是什么样。
Joan Didion
12月23日，美国著名作家、小说家、编剧Joan Didion因病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7岁。
看到讣告，鹅娘想到哲学家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的那句遗言——“告诉他们，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”。
Joan Didion确实度过了很好的一生。她一生创作了了20余部文学作品，包括3部回忆录、2部政治性游记、5部小说、7部散文集和6部电影剧本，每一本都用精确的语言传递着深刻的悲悯和智慧，英文媒体一直认为她是当代英语非虚构写作的最高成就者之一。
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可能是她的悼亡写作《奇想之年》（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）和《蓝夜》（Blue Nights），一个是悼念丈夫的回忆录，一个是写给女儿的告别之书，充满痛失挚爱的未亡人的深重哀恸，也正是这些个体的悲恸被她转化为了极具力量的文字。
《蓝夜》一度被称作美国版的《我们仨》；2005年，她也凭借《奇想之年》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。2013年，Didion获得了美国政府授予的美国艺术与人文国家奖章。
此外作为“新新闻主义”的代表性人物，她的非虚构作品《向伯利恒跋涉》（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）、《白色相册》（The White Album）、《萨尔瓦多》（Salvador）等也是被广为称赞的经典作品，以犀利的笔触记录了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的脉搏。
文艺批评家John Leonard则评价Didion的文字 “有一种韵律与节奏，它们出其不意地向你扑来，像精练的俳句、像激光冰锥、像浪潮。即使是文字周边的留白也别有意味...”
Didion也是一位产出颇丰的电影编剧，2018年Lady Gaga主演的电影《一个明星的诞生》（A Star is Born），便是基于Didion和已故丈夫John Gregory Dunne在1976联合创作的同名剧本。
她的其他剧本作品还包括《毒海鸳鸯》（The Panic in Needle Park）、《顺其自然》（Play It as It Lays）等等。
Didion瘦削又纤弱，看上去就是个不争不抢的女孩（后来是小老太），你很难想象从这样瘦弱的体型中能迸发出怎样磅礴的力量。
那双眼睛即使到了晚年，也依旧犀利睿智，她看过了生死，洞察世间悲苦，也看清了荒唐、自相矛盾的世界本质，却一生寻求用积极的姿态改变世界。
我把毕生都献给了写作。作为一名作家，自孩提时起，在我的文字还远远没有化作纸上的铅字时，我脑中便形成了一种观念，认为意义本身居于词语、句子和段落的韵律之中；我还掌握了一种写作技巧，将我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隐藏在愈发无法穿透的文字虚饰背后。我的写作方式是我的存在方式，或者说已经成为了我的存在方式…
——《奇想之年》
”
Joan Didion没有留下遗言。但作为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、非虚构作家、知识分子、伟大记者、新新闻主义代表、女权文化偶像，Didion给世界留下了诸多珍贵遗产。
新的一年，鹅娘也想和大家一起重温这位杰出女性的一生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像Joan Didion一样勇敢热爱。
01
最会穿衣的女作家
Good Taste
是的，Joan Didion的写作生涯是从《VOGUE》开始的，她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这本时尚杂志工作，担任专题编辑，负责特稿，干了8年。这也是我们想要讲的第一件事，她是如何通过穿衣风格重建女性形象的。
20世纪50年代，美国女性痴迷优雅风格——长手套、高跟鞋、礼帽、束腰和大裙摆、套装，从《麦瑟尔夫人》中主角的装扮便可见一斑。但年轻的Didion从那时其就已经有非常独特的风格——简洁平淡。
在极简主义风靡前的半个多世纪，Didion就已经掌握了其精髓。黑色大墨镜，素色T恤配棉质长裙或印花裙，素色衬衫，看起来安静又舒服，不突出曲线的利落剪裁是她最喜欢的。
在Didion颇为有名的那张黑白照片中，她身着素色及踝长裙，吐出一口烟，倚在爱车Corvette stingray上，直视镜头。这张照片完美展现了Didion的特质——冷静、疏离又易碎。
通过利落的剪裁、中性色、经典款和高品质的面料，Didion总能把简单穿出一种随性高级的气质。
丈夫和女儿先后去世后，Didion只身一人住在纽约东71街的一套公寓里，仍然每日读书写作，仍然衣着优雅简洁，实干舒适。一件白色背心，一条麻质长裤，是她最爱的装扮。
即使到了耄耋之年，Didion也有能力成为一个时尚偶像。
2015年，时任CÉLINE创意总监的Phoebe Philo邀请80岁的Didion为品牌拍摄了一组大片。
大片中，Didion身着黑色圆领毛衣、戴了副纯黑色大墨镜，涂着红色唇膏。这和她短小精悍、毫无畏惧且追求自由的文字风格十分契合，Didion的风格本身也和Phoebe Philo时期 Old Céline 极简又注重细节的品牌风格神似。
02
一位文学巨匠
Outstanding Intellectual
1934年，Didio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（Sacramento），并在这里长大。
上世纪30年代的加州，自然环境还非常糟糕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萨克拉门托最广为流传的“恐怖”故事——the Donner Party Tragedy。
1846 年春，西进运动进程中几个来自东部的家庭组成Donner Party大队，带上牲口和家当，不远万里来到内华达州，却因判断失误和极端天气被困在冰天雪地的高山，食物耗尽后开始食人。直到次年初，部分成员才在印第安部落的帮助下抵达萨克拉门托河谷，从而获救。
这一惨剧还被搬上了大荧幕
Didion的高祖曾经也是Donner Party的一员，在那一时期来到这里，并安顿下来。
后来接受采访时，Didion也提到这种从小生长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——
“我在一个危险的自然环境长大，我认为环境和气候对人的影响超出了他们的想象…这些极端条件会影响你对待世界的方式。如果你是作家，它们就会显现出来。如果你卖保险就不会。
——Joan Didion
”
身为“加州的女儿”，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为Didion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象征、符号和隐喻。
Didion出身于乡绅家庭，家境十分优渥，从小就热爱写作并梦想成为一个作家，十几岁时就会把海明威的小说章节打印出来研读，后者对她的影响颇深。她也对城市精英生活抱有很多幻想（比如在曼哈顿拥有一套所谓的’顶层公寓’）。
不过，Didion 童年时期却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，她的父亲Frank在二战中加入空军，全家跟随父亲职位的不断迁徙，直到战后回到萨克拉门托。后来父亲又因为抑郁症住进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，这也造就了Didion那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气质。
1952年，Didion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就读。大四时，她在由VOGUE杂志主办的一项征文比赛中获胜，选择不远万里来到纽约，成为了VOGUE的一名编辑，这也是Didion的第一份工作。
“在一个八行标题里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逗号都必须发挥作用”，这样严格的培训经历让Didion积累了深厚的散文写作基础，从写宣传稿件开始逐渐成为一名副专题编辑，连Condé Nast本人也会在楼道里碰见时主动嘘寒问暖。
1960年代初，除了在VOGUE工作外，Didion也一直为《她》（Mademoiselle）和《国家评论》（National Review）撰稿。白天在时尚杂志工作，晚上在家写专栏和小说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8年。
在纽约，Didion在导师的介绍下认识了John Gregory Dunne。两人1964年结为伴侣，并搬回了加州居住，还收养了女儿Quintana Roo。
在VOUGE担任特写编辑8年后，Didion选择辞去这份工作，进入文坛，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梦想。
1968年，34岁的Didion出版了自己的首个非虚构文集《向伯利恒跋涉》（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），被广为称道，口碑甚高，被《纽约时报》誉为“一部丰富的作品，呈现出美国当下最出色的散文书写”。
美国媒体写道，Didion的作品宣告美国文坛迎来了一个强悍、简练、独特声音。
Didion开启自己的文坛事业，时值 1960 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（The Hippie Movement）的浪潮，后者也是Didion重要的写作主题。
嬉皮士运动是上世纪美国由大众草根发起的一场运动，一批叛逆激进的年轻人蔑视传统，废弃道德，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，其背后是精英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全球的退潮与失败。
反战情绪、反种族歧视、反同性恋歧视、群居村，致幻剂，摇滚音乐...1960年代的旧金山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美国文化特质，俨然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。
《向伯利恒跋涉》一书的开篇就指出了旧金山Haight-Ashbury街区人满为患，缺乏管理的阴暗面。
Didion的写作涉及的主题众多，从自己的写作职业生涯、青春时代的梦想到迷幻的美国1960年代、自然灾害、房地产市场、编剧经历、慢性病、失去至亲的经历以及对她自己死亡的思考，都是她关照的对象。
作家Katie Lopp这样评价Didion：
“她成功地通过自己独特和个人化的写作，来书写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精神。她轻微的多疑和歇斯底里，以及非凡的感受力，与那个时代完美地贴合。这是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合拍。”
的确，作为时代的见证者，在众多作品中她提及最多也最为知名的，就是她加州文化的凌厉评价和对美国混乱的1960年代的报道。
早期的两本开创性的散文集《向伯利恒前进》和《白色专辑》（The White Album,1979年）中，她用冷静而忧虑的笔触写嬉皮士、写James Pyke主教、写怪人、探索家Howard Hughes，写1960年代的电影业，也写那些充满死亡气息和忧郁气质的音乐作品。
1980年代以后，Didion逐渐放弃了以往“铺陈式”的冗长写法，转向公共性、观点性更强的政治写作。
她为《纽约书评》（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，英语世界最好的专业书评杂志之一）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萨尔瓦多内战和迈阿密古巴移民文化的文章，这些文章最终以《萨尔瓦多》（Salvador）和《迈阿密》（Miami）为名结集出版。
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主流报道将“客观性”奉为行业圭臬，要求新闻作者在报道中保持客观、中立和冷静，不掺杂个人情感。这种对“客观性”和对“新闻专业主义”的迷信都在1960年代以后受到重大挑战，“新新闻主义”开始兴起，Didion便是代表人物之一。
在其非虚构新闻作品中，Didion总是毫无遮掩地展示有关写作者自身的细节；对她来说，自己在文章中的位置非常重要——“观察者”。她将自己置于报道的中心，“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声音的另一端是谁。”
深入参与却高度疏离，将自己作为容器，这种参与式观察为当时的新闻报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即使是写小说，Didion也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作，把自己的观点糅合到故事中去。
Henry Clarke镜头下的Joan Didion in 1972
Didion喜欢做饭，厨艺很好
晚年的Didion放弃了传统报道形式，转而以文化批评的形式写作。她关注新闻和电视如何阐释事件，包括总统选举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都是她批判的对象。她的声音一如既往：坚韧、渊博，掷地有声，有时会显得愤世嫉俗。
尽管Didion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度过，但她从未忘记过加州的光芒，也一直将自己视为那个“边疆妇女”，保持着家乡极端环境所塑造出姿态。
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，她坦言自己有时会在太阳快要落山时，走在纽约市的街道上朝西看，想着加州现在的风景，想想那个和自己距离一整片大陆的家乡是不是还没有天黑。
02
一位未亡人
Deep Sorrow
Didion的丈夫John Gregory Dunne是《时代》杂志的作家，两人也是多年的朋友。
虽然两人都没有想过“和不是作家的人结婚”，但两个作家的婚姻并不容易——除了钱、酒精、写作的压力，两人之间无处不在的竞争也使他们的关系充满紧张；Dunne在文坛的影响力并不如自己的妻子，永远无法平等的关系让两人都备受折磨。
Didion也曾经坦言，和丈夫一直“以一种极好又极糟的方式相互依赖”。也许是作为合作伙伴的相互依靠，也许是对女儿Quintana Roo的责任，两人维持了40余年的婚姻。
同时作家的两人共同创作了不少经典剧本作品。
1970年，她和丈夫为《毒海鸳鸯》（The Panic in Needle Park）写了剧本，素材来自一个曼哈顿上西区吸毒者的故事；
第二个剧本则改编自Didion自己在1970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《顺其自然》（ Play It as It Lays），用晦涩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演员为忘记自己失败的婚姻、堕胎经历和女儿的精神疾病，在加州高速路上飙车发泄的故事。电影于1972年上映。
1976年，Didion和丈夫重写了30年代的经典电影《一个明星的诞生》（A Star Is Born），将其放入摇滚时代。在Barbra Streisand和Kris Kristofferson的主演下，这部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但人生的无常接踵而至。2003年，Dunne先生因心脏病发作去世，69岁的Didion遭受人生重挫。他去世时，两人唯一的女儿Quintana Roo也正在重症监护室中。
Dunne去世十个月后，Didion开始写作她的第一本回忆录《奇想之年》（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），按叙事顺序讲述了她丈夫逝世之前和之后的时光。
在是一本关于死亡和哀恸的书，充斥着类似“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”、“你坐下来吃晚饭，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”、“悲伤与我没有距离”的喃喃。这是关于“悲伤”这个情绪主题的著名作品。
仅仅两年后的2005年，39岁的女儿因胰腺炎和败血症离开了人世。接连失去至亲的Didion受到了很大打击。为了悼念女儿，Didion写了《蓝夜》，延续去前者虚无主义的风格，无顺序地讨论了为人父母，变老，死亡的话题。
她从不直言悲伤，但字里行间尽是世事无常的故事。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说 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，对Didion而言，也正是这些深重的悲伤沉淀出了旷世的作品。她用超乎寻常的勇气直面人生重创，并从个体情绪中抽离出无与伦比的洞见。
悲痛之下的两部悼亡作品最终获得了美国国家非小说类文学奖、角逐普利策传记奖，还被编译成法文剧本，最终在巴黎搬上舞台。
在《奇想之年》中她曾写道，“当我们哀悼逝世的亲友时，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。哀悼我们的曾经。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。哀悼我们终有一天也将不在人世。”
或许对自己的死亡，她也早已做好了准备。
在人类的所有美德中，勇敢最为稀缺。当命运把Joan Didion推向那些苦痛的时刻，她用非凡的勇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再次致敬，向这位勇敢地面对过生活，鲜活地见证过时代的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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